專欄:呂榮海律師執業30年代表案例(四.3)
第四章 農民進城職業大變遷 3、職業大變遷在由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化的潮流中，一方面國家由「農業國家」變成「工商業國家」，另一方面，人民也紛紛由農民流動成勞工或小中企業；勞工也有可能再流動成自由業或小中企業，形成大幅的階級流動。 一九六六年至九0年代的二十多年間，是台灣農村急遽轉變的年代，不僅年輕人口快速流入都市，連留在農村的人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極大變化，繼續種田的人少了很多，有的外出做工，在公司上班、受僱，有的成為「田僑仔」，有的經營家庭式工廠做「頭家」，有的老人雖然還在種田，卻怨嘆種田的收入難以維生…，凡此種種農村現狀，其實就是向工商業化一面倒。農業人口從原來的百分七、八十，急劇降為百分之十二以下，就這樣，原來的農業人口「流動」成為工商業人口以後，台灣的年平均所得由兩百美元，快速提高為一萬多美元，但也引起了許多社會問題。 以我自己的家鄉-台北縣淡水呂厝為例，原本單純的農村，由於接近台北大都會，工商業化的程度比其他地方來早而且快，從1976年起，祖先三百年來賴以維生的傳統事業種稻，由於賺不了錢，已經沒有人再繼續從事了，任由農地荒廢，只有幾位老農人(包括我父親在內)還整理出一小塊地種種菜，不過，種菜也不是為了賺錢，老人家一方面是心疼耕種了一輩子的農地荒廢，另一方面是希望藉此活動筋骨，所種的菜大部份是送給鄰近的親友了。 我歸納呂厝的呂氏族親們朝工商業發展的情況，大致可分為六個類型，第一種類型是靠土地投資致富的，我曾祖父有五兄弟，其中三房之一支繼承了許多農地，除了耕種之外，農暇還到淡水街上擺豬肉攤，賺了錢就去買更多土地，在土地投資交易中累積了相當財富，於是開紿經營客運、信用合作社等企業，並參與政治，選上了台北縣議員及國大代表，呂子昌、呂清游、呂良宗是也。 第二種類型是搬砂石發跡的故事，村裡有一家三兄弟很年輕就到附近砂石廠去搬砂石，存了一些錢之後就買了部卡車做載運砂石的生意，生意愈做愈大，三兄弟開始買土地蓋房子，目前淡水繁榮的建築，已經蔓延到呂厝一帶。 第三類型也是打工出身，這些人當中，男的以當泥水匠做代表，女的則進工廠當女工。泥水匠目前的行情雖然每日工資高達二、三千元，但是工作卻很辛苦，當年還需要花費三年四個月的時間當學徒，其實賺的是一份辛苦錢。不過，一技在身，不怕失業，技術好的可收徒弟，包小工程，收入也比律師好多了，我大哥坤地屬這類。 第四種，由於地理位置接近有名的淡水高爾夫球場，語云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當年呂厝的年輕男女還有一項很特別的打工事業-當桿弟，這可以歸納成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的第四類型，我的哥哥、弟弟都曾經當過桿弟，當桿弟還可以「練球」，若是桿技高超就有機會成為高球明星，我的堂哥-呂良煥，就是從桿弟出身，靠著自己的天份及努力而成在我們親族記憶中，活躍世界球壇的高手，比我晚一輩的呂西鈞也是一樣名揚高球界。他們一直是村人心目中的英雄。 第五種類型是開工廠當小企業家。我的兒時玩伴中，大多只唸到初中、小學畢業就到工廠去做學徒，出師之積了點錢，就開起工廠自己當老闆，有的開鐵工廠、有的做插花用鐵線，有的到鎮上去學做成衣買賣，生意做得不錯，也賺了些錢，最近正大興土木重建新房子。 第六種類型就是書讀得比較多的人。唸書的人註定要當中產階級，如果是唸商科，大多是到貿易公司或是到銀行當高級職員；若唸工科就到大企業上班，有的人更進一步創業，經營中小企業，我弟弟呂良博在上市公司亞洲化學公司，由工友做到上海廠的總經理，退休後自創中小企業；我堂兄華展工業公司呂上做包裝材料，經營的不錯，成為友達的供應商，也跟著友達等大企業的腳步，到大陸設廠。在2010年5月，在往大陸的松山機場，我還和他相遇，格外親切!他還跟我說，以前聘你當法律顧問到期了怎沒來續辦?可想可知，我嘛，則變成一名律師。 這就是台灣由農業社會快速轉化成工商業社會的縮影，一方面提高了國民所得，但卻形成了階級大流動。 它既是台灣的縮影，也是中國大陸自一九九0年以後的縮影，甚至先進工商國家過去兩百年的縮影。 基本上，我們應該肯定階級流動是社會正義的基礎，但我們應該也深切警惕到階級流動的代價甚至副作用。 例如，農民轉變成中小企業主，可能沒有現代化的商事法律概念；很多人多想自己創業，寧為雞首不為牛尾，董事滿地都是，企業主變成政治人物，也不一定馬上能有現代化的民主理想；還有，許多少男、少女，淪為罪犯或煙花。 總之，階級流動使得大家都不夠專業，也使得各行業的倫理不易建立，於是，社會就顯得無秩序。 以勞動法、環保法制為例，它們固然增加了企業的負擔，但它們同時也抑制了一些勞動階層創業的可能性，對企業也有利的一面，對勞工的階級流動也有不利的一面。 在中國大陸，大批的「民工潮」或盲流，產生嚴重的教育、交通、治安等社會問題。 但可以肯定，在社會大變遷中，階級流動是社會正義的原動力(人往高處爬)。 但是，階級流動談何容易。絕大多數的農民、工人勞碌一生，還是農民、工人。 我們認為，教育是階級流動的樞紐，我們應該以階級流動的哲學來辦教育。教育可能使農民及工人的兒女完成隔代的階級流動。 因此，基本上我們應反對高學費政策。 近幾年來，有關各級學校的學費日益提高，將不利於工、農子女的階級流動，我們主張，如果資金是辦教育所必須，也必須對勞、工子女輔以廣泛之獎學金、助學金制度，這是國家的義務。 我很幸運，在我的年代，我唸的公立學校，學費都很低很低，讓我完成了在大同中學、建國中學、台灣大學的學業，順利完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階級流動!由農民轉變成一個法學家、律師!我在台大上了大學部四年、碩士班三年、博士班八年，共計十五年。唸研究所時，只須繳18元的保險費。 在這樣從農業轉到非農業的過程中，先父呂圳謀(1913~2003)、我母親李好(1918~)非常善良，完全給我自由，他們雖然不識字，卻讓我唸完了台大法學博士。他們的善良讓我完全相信:品性和知識是完全沒有關係的，誠如陸九淵說「本心」最重要，「讀書」、「窮理」只是其次，堯舜時代無書可讀，卻人人知禮教，後人如失「本心」，讀再多書又如何?父親不識字，喜收聽廣播，生前一再交待:他聽到電台播出鄧小平遺言「海葬」、「骨灰撒在東海」，他要效法鄧小平，身後將骨灰撤在東海。他仙逝後，我不敢忘照做了，那是台灣北邊，在金山、野柳附近的東海海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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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鴻文 (CEO/書法家)： | 正體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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