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欄:呂榮海律師執業30年代表案例(五.2)
第五章 台大法律系 2、馬英九與蘇貞昌時值2012年6月間，台大法律系學長馬英九、蘇貞昌先生仍掌台灣天下，一個是執政黨主席兼總統，另一個是在野民主進步黨主席，馬發出邀請與蘇共商國情，蘇見馬正困於證所稅、美牛進口、油電雙漲之情勢，不想轉移焦點，乃予以拒絕，這兩個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高人喪失了一個「鵝湖會」、異中求同的機會。到底兩個同受法律訓練的高手，有何同、有何異?何以不能同中存異?何以不能異中求同?斯時民調顯示:馬民意支持度15%，蘇高達52%。 老子說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(《道德經》第5章)，這時，「大梅雨」水災又重創高屏山區，誠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在人禍方面，證所稅、油電雙漲之「世事難料」，則像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。基此，老子戒人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」(《道德經》第64章)、「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」(《道德經》第75章)。油電雙漲、證所稅之「有為」，皆是「上食稅之多」，是以:民愈飢，愈是難治，尤其三件難事一起來，民怨大增，馬之民調遂跌至歷史新低的15%。 秦末天下大亂，漢初，民需「解放」，乃行「黃老之術」，以「無為」為政，人民獲得舒解，而有文景之治。2012年元月，大選剛結束，各界疲困，又因2011年下半年國際景氣之大幅下跌，人民正需「舒解」，不料馬英九和另一個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陳冲院長竟行「有為之治」，接連推出美牛進口、油電雙漲、證所稅三項「大難題」(如果分次每年一項，那可能情況好多了)，終導致大量民怨，連一向比較支持藍營的51、52、55、56電視台，也和一向打馬的53、54、50台一樣，全面批馬，也在短短三個月內陪葬了本來被看好的「財經內閣」。台大法律系出身的陳冲懂財政、金融，本來被看好，卻在短短三個月內，民望也大幅下跌，可惜矣。 歷史上，儒家是道家的反面鏡子，針對老子所講的「天地不仁」，孔、孟講「仁」，張載還說「天體物不遺，無一物非仁也」(張載《正蒙》)；針對老子所講的「聖人不仁」，孔、孟之徒力勸君主「行仁政」，主張「仁者無敵」，張載主張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」(民胞物與) (張載《西銘》)，呂祖謙主張「成己、成物，只是一個『成』字」(《麗澤論說集錄》)，儒家採積極有為的人生觀。 儒家、道家為中國文化之主流，以「兩面」共同闡釋人們在天地、宇宙間的人生觀，好像同一個人在夜間疲累時，人生觀較為低沈，反之，早晨睡飽起，有較高昂、積極的人生觀，故宜隨「時」，選「對的時間」行有為、無為之政，故孟子稱孔子為「聖之時」。這次的證所稅風波，很多大企業老闆都出來說「時機不對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，天體中那麼多星球，能有機會在少量的像地球那樣，經歷過幾十億年，在恐龍滅絕之後，才在二、三百萬年前長出「人類」這種動物出來，也真的不容易，夠幸運的。傳到生出我們，也是太多的偶然，人生憂苦，豈是天地「不仁」?人生也有喜樂，也是天地之「仁」，尤其，生命本身也是天地之「仁」，我們宜這樣體會吧?好好過一生，盡己之力，「成己、成物」吧?就算天地本無心，我們就學張載，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」吧! 因此，儒家能夠傳到宋、元、明、清而不絕，誠如(宋)張載所說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太平」，繼續成為許多讀書人的人生價值。惟現代受到「西學」及馬克斯「唯物主義」、佛教的挑戰，儒學跌至谷底，但已在回復中，「新儒學」傳有其人，「鵝湖月刊」自1975年以來仍在創辦中，本人近來之作，從法歸儒，在履踐30年傳自西方之法律之後，本人從實踐中，認為儒學之精華，仍有益於當今的法治、人權社會。儒家之精華在「仁」，傳到宋以後，發展出「理學」、「心學」、「功利」三種支派。於當今法治社會、經齊社會，亦當持續以「仁」出發，如不仁，相互以「法」或以無「法」為奸、為惡，天下亦必大亂。法治社會、經濟社會則須兼容併蓄「理」、「心」與「功利」，正是所謂「正德」、「利用」、「厚生」。法律條文、事證相當於「理」，但理再多，也敵不過法官的自由心證。如不兼顧理、心、功用，則「恐龍判決」自在其中矣。 只是，自宋人以來，歷元、明、清一千年，在專制科舉制度下，像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(黃宗羲)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史》(錢穆)、《清代學術概論》(梁啟超)所羅列的千百位有代表性的儒家讀書人，花了太多不必要的心思與精力，在分辨細微的程朱理學、還是陸王心學，是耶?非耶?是否應離開空疏無用之論，轉回「功利學」或「經世致用」之學?直到上個世紀，我所欣賞的胡適先生還著「戴東原的哲學」一書中，表示「打倒程朱，只有一條路，就是從窮理致知的路上，超越程朱，戴用的就是這個法子，戴氏說程朱詳於論敬而略於論學，這九個字的控訴是向來沒有人敢提起的，也只有清朝學問極盛時代，可以產生這樣大膽的控訴。陸王嫌程朱論學太多，而戴氏卻嫌他們論學太略；戴氏指出他們的根本錯誤有兩點:一是說理得天而見於心，一是說理一分殊。他主張理在事情,不在於心中……，他又主張理是多元的，只是事物的條理，沒有什麼『渾然一體而散為萬事』的天理……」(胡適，戴東原的哲學，60頁，遠流)，足證:事隔800多年，胡適還受朱熹的影響，還須進行分辨。這一千年的爭論，不如像公元1175年呂祖謙召集朱熹、陸九淵「鵝湖會」的精神，兼容併蓄即可，而將更多的事務精力與放在「利用」、「厚生」的實際事務方面。 如今，到了2012年年代，社會更加「功利化」了，當然不必再作不必要的提倡功利，倒是反而應回過頭來，提倡「正德」、「仁」、「理」、「心」，以救治功利的太過，甚至因功利而破壞地球或天地。 如今，也民主、法治化了，也講人權，而補上了以前儒家時代「理」屈於「勢」，欠缺人權的弊病，也因為這些民主、法治、人權的時代趨勢，讓口口聲聲習慣於講民主、法治、人權、主權語言的台大法律系畢業生馬英九、蘇貞昌(還有蔡英文、陳水扁、謝長廷)20年以來主掌台灣大局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，他們在這些「共通語言」中說來說去，說太多太久了，也會像1000年來「理學」、「心學」、「功利學」派的分辯一樣，是沒有太多必要而有害的。反而，同是法律人要警惕「理在事情」及「理是多元的」，「只是事務的條理，沒有渾然一體的天理」，而勿被自己視為天理的主觀意見及觀念所綁住。綠營的蘇貞昌等人勿受民主、法治、人權、主權等「語言概念」的天理所困住，而藍營的馬英九勿受「租稅正義」的概念所困住，馬先生應多注意「理在事情」，蘇先生、蔡小姐則宜注意被大陸政策所困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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