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栏:吕荣海律师执业30年代表案例(四.3)
第四章 农民进城职业大变迁 3、职业大变迁在由农业社会迈向工商业化的潮流中，一方面国家由「农业国家」变成「工商业国家」，另一方面，人民也纷纷由农民流动成劳工或小中企业；劳工也有可能再流动成自由业或小中企业，形成大幅的阶级流动。 一九六六年至九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，是台湾农村急遽转变的年代，不仅年轻人口快速流入都市，连留在农村的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，继续种田的人少了很多，有的外出做工，在公司上班、受雇，有的成为「田侨仔」，有的经营家庭式工厂做「头家」，有的老人虽然还在种田，却怨叹种田的收入难以维生…，凡此种种农村现状，其实就是向工商业化一面倒。农业人口从原来的百分七、八十，急剧降为百分之十二以下，就这样，原来的农业人口「流动」成为工商业人口以后，台湾的年平均所得由两百美元，快速提高为一万多美元，但也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。 以我自己的家乡-台北县淡水吕厝为例，原本单纯的农村，由于接近台北大都会，工商业化的程度比其它地方来早而且快，从1976年起，祖先三百年来赖以维生的传统事业种稻，由于赚不了钱，已经没有人再继续从事了，任由农地荒废，只有几位老农人(包括我父亲在内)还整理出一小块地种种菜，不过，种菜也不是为了赚钱，老人家一方面是心疼耕种了一辈子的农地荒废，另一方面是希望藉此活动筋骨，所种的菜大部份是送给邻近的亲友了。 我归纳吕厝的吕氏族亲们朝工商业发展的情况，大致可分为六个类型，第一种类型是靠土地投资致富的，我曾祖父有五兄弟，其中三房之一支继承了许多农地，除了耕种之外，农暇还到淡水街上摆猪肉摊，赚了钱就去买更多土地，在土地投资交易中累积了相当财富，于是开绐经营客运、信用合作社等企业，并参与政治，选上了台北县议员及国大代表，吕子昌、吕清游、吕良宗是也。 第二种类型是搬砂石发迹的故事，村里有一家三兄弟很年轻就到附近砂石厂去搬砂石，存了一些钱之后就买了部卡车做载运砂石的生意，生意愈做愈大，三兄弟开始买土地盖房子，目前淡水繁荣的建筑，已经蔓延到吕厝一带。 第三类型也是打工出身，这些人当中，男的以当泥水匠做代表，女的则进工厂当女工。泥水匠目前的行情虽然每日工资高达二、三千元，但是工作却很辛苦，当年还需要花费三年四个月的时间当学徒，其实赚的是一份辛苦钱。不过，一技在身，不怕失业，技术好的可收徒弟，包小工程，收入也比律师好多了，我大哥坤地属这类。 第四种，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有名的淡水高尔夫球场，语云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当年吕厝的年轻男女还有一项很特别的打工事业-当杆弟，这可以归纳成转型为工商业社会的第四类型，我的哥哥、弟弟都曾经当过杆弟，当杆弟还可以「练球」，若是杆技高超就有机会成为高球明星，我的堂哥-吕良焕，就是从杆弟出身，靠着自己的天份及努力而成在我们亲族记忆中，活跃世界球坛的高手，比我晚一辈的吕西钧也是一样名扬高球界。他们一直是村人心目中的英雄。 第五种类型是办厂当小企业家。我的儿时玩伴中，大多只念到初中、小学毕业就到工厂去做学徒，出师之积了点钱，就开起工厂自己当老板，有的开铁工厂、有的做插花用铁线，有的到镇上去学做成衣买卖，生意做得不错，也赚了些钱，最近正大兴土木重建新房子。 第六种类型就是书读得比较多的人。念书的人注定要当中产阶级，如果是念商科，大多是到贸易公司或是到银行当高级职员；若念工科就到大企业上班，有的人更进一步创业，经营中小企业，我弟弟吕良博在上市公司亚洲化学公司，由工友做到上海厂的总经理，退休后自创中小企业；我堂兄华展工业公司吕上做包装材料，经营的不错，成为友达的供货商，也跟着友达等大企业的脚步，到大陆设厂。在2010年5月，在往大陆的松山机场，我还和他相遇，格外亲切!他还跟我说，以前聘你当法律顾问到期了怎没来续办?可想可知，我嘛，则变成一名律师。 这就是台湾由农业社会快速转化成工商业社会的缩影，一方面提高了国民所得，但却形成了阶级大流动。 它既是台湾的缩影，也是中国大陆自一九九0年以后的缩影，甚至先进工商国家过去两百年的缩影。 基本上，我们应该肯定阶级流动是社会正义的基础，但我们应该也深切警惕到阶级流动的代价甚至副作用。 例如，农民转变成中小企业主，可能没有现代化的商事法律概念；很多人多想自己创业，宁为鸡首不为牛尾，董事满地都是，企业主变成政治人物，也不一定马上能有现代化的民主理想；还有，许多少男、少女，沦为罪犯或烟花。 总之，阶级流动使得大家都不够专业，也使得各行业的伦理不易建立，于是，社会就显得无秩序。 以劳动法、环保法制为例，它们固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，但它们同时也抑制了一些劳动阶层创业的可能性，对企业也有利的一面，对劳工的阶级流动也有不利的一面。 在中国大陆，大批的「民工潮」或盲流，产生严重的教育、交通、治安等社会问题。 但可以肯定，在社会大变迁中，阶级流动是社会正义的原动力(人往高处爬)。 但是，阶级流动谈何容易。绝大多数的农民、工人劳碌一生，还是农民、工人。 我们认为，教育是阶级流动的枢纽，我们应该以阶级流动的哲学来办教育。教育可能使农民及工人的儿女完成隔代的阶级流动。 因此，基本上我们应反对高学费政策。 近几年来，有关各级学校的学费日益提高，将不利于工、农子女的阶级流动，我们主张，如果资金是办教育所必须，也必须对劳、工子女辅以广泛之奖学金、助学金制度，这是国家的义务。 我很幸运，在我的年代，我念的公立学校，学费都很低很低，让我完成了在大同中学、建国中学、台湾大学的学业，顺利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阶级流动!由农民转变成一个法学家、律师!我在台大上了大学部四年、硕士班三年、博士班八年，共计十五年。念研究所时，只须缴18元的保险费。 在这样从农业转到非农业的过程中，先父吕圳谋(1913~2003)、我母亲李好(1918~)非常善良，完全给我自由，他们虽然不识字，却让我念完了台大法学博士。他们的善良让我完全相信:品性和知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诚如陆九渊说「本心」最重要，「读书」、「穷理」只是其次，尧舜时代无书可读，却人人知礼教，后人如失「本心」，读再多书又如何?父亲不识字，喜收听广播，生前一再交待:他听到电台播出邓小平遗言「海葬」、「骨灰撒在东海」，他要效法邓小平，身后将骨灰撤在东海。他仙逝后，我不敢忘照做了，那是台湾北边，在金山、野柳附近的东海海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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