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栏:吕荣海律师执业30年代表案例(五.2)
第五章 台大法律系 2、马英九与苏贞昌时值2012年6月间，台大法律系学长马英九、苏贞昌先生仍掌台湾天下，一个是执政党主席兼总统，另一个是在野民主进步党主席，马发出邀请与苏共商国情，苏见马正困于证所税、美牛进口、油电双涨之情势，不想转移焦点，乃予以拒绝，这两个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高人丧失了一个「鹅湖会」、异中求同的机会。到底两个同受法律训练的高手，有何同、有何异?何以不能同中存异?何以不能异中求同?斯时民调显示:马民意支持度15%，苏高达52%。 老子说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」(《道德经》第5章)，这时，「大梅雨」水灾又重创高屏山区，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在人祸方面，证所税、油电双涨之「世事难料」，则像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」。基此，老子戒人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，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，无执故无失」(《道德经》第64章)、「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饥。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是以难治」(《道德经》第75章)。油电双涨、证所税之「有为」，皆是「上食税之多」，是以:民愈饥，愈是难治，尤其三件难事一起来，民怨大增，马之民调遂跌至历史新低的15%。 秦末天下大乱，汉初，民需「解放」，乃行「黄老之术」，以「无为」为政，人民获得舒解，而有文景之治。2012年元月，大选刚结束，各界疲困，又因2011年下半年国际景气之大幅下跌，人民正需「舒解」，不料马英九和另一个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陈冲院长竟行「有为之治」，接连推出美牛进口、油电双涨、证所税三项「大难题」(如果分次每年一项，那可能情况好多了)，终导致大量民怨，连一向比较支持蓝营的51、52、55、56电视台，也和一向打马的53、54、50台一样，全面批马，也在短短三个月内陪葬了本来被看好的「财经内阁」。台大法律系出身的陈冲懂财政、金融，本来被看好，却在短短三个月内，民望也大幅下跌，可惜矣。 历史上，儒家是道家的反面镜子，针对老子所讲的「天地不仁」，孔、孟讲「仁」，张载还说「天体物不遗，无一物非仁也」(张载《正蒙》)；针对老子所讲的「圣人不仁」，孔、孟之徒力劝君主「行仁政」，主张「仁者无敌」，张载主张「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」(民胞物与) (张载《西铭》)，吕祖谦主张「成己、成物，只是一个『成』字」(《丽泽论说集录》)，儒家采积极有为的人生观。 儒家、道家为中国文化之主流，以「两面」共同阐释人们在天地、宇宙间的人生观，好像同一个人在夜间疲累时，人生观较为低沈，反之，早晨睡饱起，有较高昂、积极的人生观，故宜随「时」，选「对的时间」行有为、无为之政，故孟子称孔子为「圣之时」。这次的证所税风波，很多大企业老板都出来说「时机不对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天体中那么多星球，能有机会在少量的像地球那样，经历过几十亿年，在恐龙灭绝之后，才在二、三百万年前长出「人类」这种动物出来，也真的不容易，够幸运的。传到生出我们，也是太多的偶然，人生忧苦，岂是天地「不仁」?人生也有喜乐，也是天地之「仁」，尤其，生命本身也是天地之「仁」，我们宜这样体会吧?好好过一生，尽己之力，「成己、成物」吧?就算天地本无心，我们就学张载，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」吧! 因此，儒家能够传到宋、元、明、清而不绝，诚如(宋)张载所说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太平」，继续成为许多读书人的人生价值。惟现代受到「西学」及马克斯「唯物主义」、佛教的挑战，儒学跌至谷底，但已在回复中，「新儒学」传有其人，「鹅湖月刊」自1975年以来仍在创办中，本人近来之作，从法归儒，在履践30年传自西方之法律之后，本人从实践中，认为儒学之精华，仍有益于当今的法治、人权社会。儒家之精华在「仁」，传到宋以后，发展出「理学」、「心学」、「功利」三种支派。于当今法治社会、经齐社会，亦当持续以「仁」出发，如不仁，相互以「法」或以无「法」为奸、为恶，天下亦必大乱。法治社会、经济社会则须兼容并蓄「理」、「心」与「功利」，正是所谓「正德」、「利用」、「厚生」。法律条文、事证相当于「理」，但理再多，也敌不过法官的自由心证。如不兼顾理、心、功用，则「恐龙判决」自在其中矣。 只是，自宋人以来，历元、明、清一千年，在专制科举制度下，像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(黄宗羲)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史》(钱穆)、《清代学术概论》(梁启超)所罗列的千百位有代表性的儒家读书人，花了太多不必要的心思与精力，在分辨细微的程朱理学、还是陆王心学，是耶?非耶?是否应离开空疏无用之论，转回「功利学」或「经世致用」之学?直到上个世纪，我所欣赏的胡适先生还着「戴东原的哲学」一书中，表示「打倒程朱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，超越程朱，戴用的就是这个法子，戴氏说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，这九个字的控诉是向来没有人敢提起的，也只有清朝学问极盛时代，可以产生这样大胆的控诉。陆王嫌程朱论学太多，而戴氏却嫌他们论学太略；戴氏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有两点:一是说理得天而见于心，一是说理一分殊。他主张理在事情,不在于心中……，他又主张理是多元的，只是事物的条理，没有什么『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』的天理……」(胡适，戴东原的哲学，60页，远流)，足证:事隔800多年，胡适还受朱熹的影响，还须进行分辨。这一千年的争论，不如像公元1175年吕祖谦召集朱熹、陆九渊「鹅湖会」的精神，兼容并蓄即可，而将更多的事务精力与放在「利用」、「厚生」的实际事务方面。 如今，到了2012年年代，社会更加「功利化」了，当然不必再作不必要的提倡功利，倒是反而应回过头来，提倡「正德」、「仁」、「理」、「心」，以救治功利的太过，甚至因功利而破坏地球或天地。 如今，也民主、法治化了，也讲人权，而补上了以前儒家时代「理」屈于「势」，欠缺人权的弊病，也因为这些民主、法治、人权的时代趋势，让口口声声习惯于讲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主权语言的台大法律系毕业生马英九、苏贞昌(还有蔡英文、陈水扁、谢长廷)20年以来主掌台湾大局，但从另一角度来看，他们在这些「共通语言」中说来说去，说太多太久了，也会像1000年来「理学」、「心学」、「功利学」派的分辩一样，是没有太多必要而有害的。反而，同是法律人要警惕「理在事情」及「理是多元的」，「只是事务的条理，没有浑然一体的天理」，而勿被自己视为天理的主观意见及观念所绑住。绿营的苏贞昌等人勿受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主权等「语言概念」的天理所困住，而蓝营的马英九勿受「租税正义」的概念所困住，马先生应多注意「理在事情」，苏先生、蔡小姐则宜注意被大陆政策所困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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