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栏:吕荣海律师执业30年代表案例(大法官陈新民 序)
大法官陈新民 序 收到吕博士荣海兄寄来的「三十年来个案正义的追求」新书的书稿，我立即从头到尾拜读过一遍。本书搜集了吕博士披上黑白法袍整整三十年来，其中并穿越海峡四百余回，由经手参与辩护数千件的案件中，精挑细选出三十件案件，透过轻松的文字、简单的笔法，把错综复杂与深奥的法理，整理出来。这三十件个案，代表了吕大律师三十年来法律思考的成果，平均每年一个案件，都是「选中再选」，堪称是每年的代表作—「年度之案」（Case of Year）。 因有学长之谊—他在高中及台大法律系法学组，皆高我一届—我们在大学时期即成为莫逆之交。荣海兄勤读法律，曾有日后一生将从事学术研究之初衷。同时，也勤学日语，尤其对于日本法理学饶有兴趣，几乎天天口中念着日本法理学大师「碧海纯一」、「尾高朝雄」……的大名。 1978年夏天我大学毕业，短暂结束预官训练后，返回台北赁居，准备留德。那时荣海兄也准备参加司法官及律师考试，我们两个便在公馆找到一间专租给学生的公寓，共租一房，开始长达一年的「共居共读」生涯。这一年中，让我更进一步了解荣海兄：荣海兄出生在淡水的一个纯朴农家。从小过着传统农村生活，也和一般农家子弟一样，若非成绩特别优异，恐怕最多读到国中毕业，就会走上务农的老路。日后他即使考上台湾最好的建国中学及台湾大学，每逢假期返家探亲时，他都会自动挽起袖子，下田帮助父母除草、施肥及收割。我仍清楚地记得「同居」后不到两个月，有次周日晚上，他由淡水返回时，笑嘻嘻地手中拎上一串用麻绳串起的毛蟹，并说这是他在收割稻谷时，顺便抓到的，特别给我尝尝台湾毛蟹的黄膏美味。由于从小听从学校老师的警告：台湾溪流的毛蟹有「中华肝吸虫」的寄生，千万不要随便捕食。因此，我从未尝过台湾毛蟹。在荣海兄的再三保证下，我们请房东代为烹煮，果然膏重味厚，名不虚传！ 短暂同居一年后，荣海兄顺利地考取了律师，而我也幸运地考取留德奖学金，赴慕尼黑攻读博士去也。等我们再度重逢，已是五年之后，荣海兄已经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（蔚理法律事务所）。但和一般律师事务所不同的是，这家律师事务所还兼办法律出版业务。原来荣海兄始终未能忘情于法学研究，遂将律师所得盈余，用在奖励法律出版之上。他自己本人则进一步在台大法律研究所攻读，最后在民法权威王泽鉴大法官及黄茂荣大法官指导下，获得博士学位。 转眼之间，荣海兄从事维护个案正义的律师行业已经三十年。人常道：「一出社会，理想会迅速为现实所击败。」这句话我可以由我所认识的阿海兄身上，获得一个反证。律师可说是一个人际关系最为复杂的行业，三教九流之类型客户无一不备。若说是最容易陷入社会染缸的一种职业，当不为过。本来一个热血、纯朴及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律学子，踏入这行后（特别是功成名就、荷包满满后），整个人变得世故、虚伪与贪婪者，几乎比比皆是。但荣海兄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，过着俭朴的生活。在他的日常举止，言语投足与衣履穿着之间，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财气，也没有「大律师」常有的骄气。我至今与其它老友都是一样，都仍称他为「阿海」，他也回报出一副诚憨的回笑。真庆幸他，或者贴切的讲，我真佩服他能拒绝会现实染缸的污染。 今天我能够在读者大众之先，拜读此新着。说来我也为此书的催生，发挥一点点推力。一年前，有次与阿海叙旧，提到他匆匆已执业三十年。其中遇到的巧案、妙案及好案，一定不少。而阿海为这些案件也一定耗出相当大的精力与脑力。如果不将这段奇妙经历记录下来，势将迅速淹没在法庭文献大海之中。提到这里，我不禁特别概叹台湾司法界正欠缺欧美法治先进国家所引以为傲的「司法遗产」（Judicial Heritage）。 因为中国迟至民国建立，才拥有了可能构建一套司法独立的政治环境。真正能够让一群群法官发挥独立审判的司法文化，迄今也不过百年，但因专制与威权遗毒，又横亘数十年，故我国能够累积一套深厚的司法文化遗产的时间，又更为短促。在此与历史竞赛的时空中，我们必须要使用「加速陈年」的方式来累积司法智能，而无法如幸运的欧美社会，可以靠着累积三、四百年，十至二十代司法前人的宏言睿行，来形成整个社会深厚无比的法律道德观。 因此，每当我在欧美的法律旧书店，看到一排排十九与二十世纪不少的法官与著名律师，在有生之年会留下其一生最值得回味的司法判决书，或是辩护文件，深深感到每篇文章、每句辩护文字中，所映现出的法学智慧，无一不是构筑成该国司法文化与法律遗产的砖瓦砂石。我在向阿海兄提到这段历史时，特别拿出一本我在1993年客座伦敦大学那一年时，在一家法律书店买到1932年出版的「麦卡迪大法官的司法智慧」（Judicial Wisdom of Mr. Justice McCardie）一书，当时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麦卡迪将其一生最重要的主审案例，汇集成书，读者在浏览众多有趣案例时，也能够了解麦卡迪大法官如何将其逻辑、推理能力，结合僵硬法条，而作出一案又一案为人拍案叫绝的判决。 我也非常钦佩已故的英国高等法院丹宁院长（Lord Denning），他一辈子都致力于累积与叙述其经手的重大案例，并且言简意赅的陆续出版「法律的原则」（The Discipline of Law，1979）、法律的正当程序（The Due process of Law，1980）、最后的篇章（The Closing Chapter，1983）、法律的界碑（Landmarks in the Law，1984）等书，每一本成为几乎都成为每位英国法律系学生，甚至整个世界英属地区法学院必读的书籍。 反观我们台湾司法界似乎将「法官不语」这个魔咒，发挥成为一个箝制法官与律师法律思想与言论想象力的强大魔网。中华民国号称开国百年，引入西方思想与法院体制，也已满百年。但百年来司法实务界的先进们所出版与流传于世的「司法智慧」之书，为数几何？恐怕屈指可数矣。 显然我的一番建言，已蒙阿海兄采纳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大作的初稿已经完成。又再度验证出其敏锐的思绪与高度的文献编辑能力。我期待阿海兄的大作，彷如春风吹松了冻僵大地般，可以作为松动台湾司法人传袭已久、僵硬的「子不语」的促醒剂，让一部部散发出「法理智慧」的专书，能够源源不绝的泉涌而出。我国司法文化的土壤里，才能种植出根深叶茂的「法治国之树」。
陈新民写于司法院大法官研究室 | ||||||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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